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谌利军的“出路”

来源: 编辑:网络 时间:2021-08-31
导读: 东京奥运会结束后,谌利军忽然觉得,时间变慢了。 8月初,他回到北京,一个人在体育总局的宿舍里隔离。每天除了吃饭、睡觉,仅剩的活动便是用一根弹力带锻炼——网友们称之为“冠军锻炼法”。 他在微博上发布了弹力带锻炼视频,视频中的谌利军裸着上身,站在

东京奥运会结束后,谌利军忽然觉得,时间变慢了。

 

8月初,他回到北京,一个人在体育总局的宿舍里隔离。每天除了吃饭、睡觉,仅剩的活动便是用一根弹力带锻炼——网友们称之为“冠军锻炼法”。

 

他在微博上发布了弹力带锻炼视频,视频中的谌利军裸着上身,站在一面米白色的墙壁前,一边对着镜头讲解动作,一边示范。看着谌利军健硕又显眼的肌肉,网友评论,“不把我们当外人”。

 

在东京奥运会获得举重男子67公斤级金牌后,似乎没人比微博热搜更懂谌利军。过去的一个月里,热搜从“谌利军逆转夺冠展现中国力量”“谌利军最后一举孤注一掷了”,到“5年前的里约谌利军无奈伤退”“谌利军含泪说自己太不容易”,再到“母亲曾因家境不好劝谌利军别练了”“从特困家庭走出的世界冠军”。

 

谌利军过去28年的人生,如走马灯一样在互联网上一闪而过。

 

所有的故事,似乎在2021年的夏天迎来了最好的结局:出身贫寒的少年,苦练举重多年,经历过失败和伤痛,最终,站到了奥运领奖台的最高位置。曾经的贫穷和艰难,也被一句“我靠自己的双手改善了家里的条件”,“相信以后也会越来越好”概括。

 

“当你接触这个行业越来越久之后,你就越会感到举重改变了你的命运。”当被问到改变命运的具体时刻时,谌利军说:“拿冠军的时候”。

7月25日,谌利军在比赛中。当日,在东京奥运会举重男子67公斤级决赛中,中国选手谌利军夺冠。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

 

“是比完了吗?这是真的吗?我在做梦吗?”


“心里面没有压力了,就觉得时间过得慢了。”压力伴随了谌利军5年。

 

2015年,22岁的谌利军成为世界举重锦标赛男子62公斤级冠军,并打破该级别的世界纪录。在媒体的报道中,他是里约奥运会男子举重项目“最稳的一块金牌”。谁也没想到,第二年的奥运赛场,谌利军因腿部抽筋而退赛。

 

谌利军随母姓,母亲谌友珍记得,那年比赛,家里来了好多人,有县城、镇上的干部,也有亲戚朋友和同村的村民。家里的墙壁已经挂上了加油的横幅,媒体也来了,镜头对着即将成为“奥运冠军母亲”的谌友珍。突如其来的退赛,让谌友珍难过又震惊。

 

她不敢给儿子打电话,怕他心情不好。几个小时后,谌利军电话打过来,声音小小的,几乎听不清。“他说‘妈,对不起’,意思是让我失望了。”这是谌友珍第一次听到儿子用这种口气讲话,她一下就哭了,安慰他:“没关系,你还有机会,这是意外。”

 

2021年,“机会”来了。7月25日,谌利军获得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67公斤级冠军,这也是中国代表队在此次奥运会上获得的第六枚金牌。

 

这次比赛结束后,他也和母亲打了个电话,说起比赛的情况,谌友珍跟儿子抱怨:“你抓举成绩那么差,还排在第四名,你想我急不急?”

 

按照奥运会举重项目的比赛规则,运动员需要完成抓举和挺举两项动作,每项动作各有三次试举机会。最终总成绩为单项动作最好成绩之和,并由此确定最终名次。抓举环节结束后,谌利军落后对手6公斤,名列第四,他心里闪过一个念头:“这一仗不好打。”

 

没来得及多想,到了挺举环节,在对手以总成绩331公斤完赛的情况下,谌利军选择挑战一个不太常见的重量:187公斤。在过往的比赛生涯中,他最好的挺举成绩也是187公斤,仅出现了一次,在2019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。

 

和谌利军无暇多想不同,3000多公里外的湖南安化,谌友珍“急得心痛”。她默默地把视线从电视屏幕上挪开,盯着墙壁上谌利军爷爷的遗照,想着:“你还不去帮忙?要是这次失败的话……”

 

谌友珍正在胡思乱想时,周围的人开始尖叫,她把眼睛挪回屏幕,才发现儿子赢了。谌友珍也蹦了起来,抱着身边的人就开始哭:“当时就是觉得我儿子太苦命了,太不容易了。”

 

屋外燃起庆祝的鞭炮和烟花,村干部买来西瓜和矿泉水发给看比赛的村民们,人们抹着眼泪互相祝贺。

 

谌友珍计划,等人都走了后,她要回到房间大哭一场,还要“睡两天好觉”——比赛前一晚,她担心到失眠了。

 

但是当晚,谌友珍又一次失眠了——她实在太兴奋了。

 

谌利军也失眠了,“一天一夜都没睡着”。他有点恍惚:“是比完了吗?这是真的吗?我在做梦吗?”

8月19日,启蒙教练蒋益龙在益阳少儿体校内。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


被选中的孩子


举重生涯开始之时,谌利军只有10岁,在村里的小学读五年级。

 

2003年5月,他和父亲去了一趟益阳市区。在那里,有个叫蒋益龙的陌生男人让他跳远、做俯卧撑。“当时太小了,想法没那么多。农村小孩嘛,让我跳远就跳呗,让我做俯卧撑就做呗。”

 

18年过去,蒋益龙依然清楚地记得谌利军赤脚在水泥地上的跳远成绩:2米36。“那是很惊人的一跳,”他说,对一般的孩子而言,一米三的个子,跳远能跳到一米八就很不错了。在没吃早饭和午饭的前提下,谌利军还做了50个俯卧撑。蒋益龙觉得,够了,这个孩子肯坚持、能吃苦。“有的小孩不能吃苦,做十几次、二十几次就不做下去了。”

 

他立马打了个电话给湖南省举重队的教练——“发现天才了”。

 

年幼的谌利军不知道,自己被冠上了“天才”的称号。他回到安化老家,继续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学、爬树、掏鸟窝、打架。谌友珍记得,谌利军甚至在和邻居家小朋友打架时,也能体现出力气大的优势:他总能推倒个子比自己高的小朋友。

 

谌利军说,自己从小成绩不好,好动,“挺皮的”。惹父亲生气时,父亲转身想拿个棍子打他的工夫,他就已经跑到十多米外了。

 

到了暑假,之前见过一面的陌生男人来了好几次家里,谌利军大概知道,这个人想让自己“练体育”。

 

他不明白“练体育”意味着什么,但他“不喜欢读书,喜欢玩,喜欢到处跑”。体校成了一个不用上那么多文化课,又有许多同龄朋友可以一起玩的地方,谌利军想去。谌友珍记得,每次教练一到家里,谌利军就抱着对方的腿不松手,生怕教练走了。

 

蒋益龙选中谌利军的理由有很多,但一切选择的源头,在于谌利军的父亲是远近闻名的“大力士”。杨林村的村干部罗双新记得,谌父曾和村里人一起到浙江宁波打工,担石头、挑水泥,因为力气大,工资拿的都是双倍。

 

蒋益龙见过谌父,身高一米七出头,体重却有220斤,“身上没有肥肉,非常健壮”,“站着像冰箱一样,四四方方的”。

 

和父亲比起来,谌利军显得格外瘦小:10岁的年纪,个头不到一米三,体重也只有大约55斤;再加上偏黑的皮肤和偏黄的头发,整个人看起来像豆芽菜一样。

 

“力气是有遗传的”,蒋益龙称之为“天赋”。在旁人看来谌利军略显瘦弱的身材,在他眼里,则意味着可塑性极强——瘦小的孩子训练效果反而会更好:“这样练出来的肌肉都是扎扎实实的,能百分百拿出来用。”

 

蒋益龙甚至一开始就相信,只要这个孩子能坚持练下去,“他一定可以拿奥运冠军”。

 

但谌友珍不想儿子去练举重。她对举重的所有理解都来自电视上播放的比赛,运动员看起来“身材不好,矮矮的,胖胖的”。

 

谌友珍最大的担心是,家里经济条件不好,又在农村,要是儿子长成这样,以后“讨不到老婆”。

 

暑假都快过完了,谌友珍还是没同意,蒋益龙“吓唬”她:“你不把他送到我这里来,你浪费的就是国家的人才。”

 

暑假结束前的最后一天,谌友珍抱着“干脆就赌一把”的心态,送谌利军坐上了教练租来的拖拉机,俩人打着火把,就这么离开了老家,到益阳少儿体校去了。


8月19日,益阳少儿体校的训练馆。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


“只是在练着而已”


对一名10岁的孩子来说,举重意味着什么?谌利军只记得,“举重的概念我都不知道,只是在练着而已。”

 

但在蒋益龙眼里,10岁是最适合打基础的年纪。“从启蒙训练到拿全国冠军或世界冠军,一般都要10年以上,成绩出得早的话,也需要8、9年。”他说,男子举重运动员最黄金的年龄一般是23岁到30岁左右,这个阶段的肌肉力量是最强壮的。

 

因此,在正式举起杠铃前,练举重的孩子要先进行一年的身体素质训练。在益阳少儿体校,摆在谌利军面前的,便是无止尽的跑步、俯卧撑、蛙跳和“跳台阶”。

   

体校隐藏在益阳市的一片居民区中,在一栋栋六层的住宅楼中,夹杂着两栋两三层楼高的矮房子,那是孩子们的宿舍和食堂。训练馆只有一层,蒋益龙说,这是由锅炉房改造的。

 

体校的一切看起来都很陈旧:食堂的水泥外墙掉了一块,露出红色的砖块,砖块的缝隙里还长出了几株不知名的植物;墙角不光长草,还发霉了,黑漆漆的一片。偌大的训练馆里没有空调,只有墙上挂着几个小风扇,到了夏天,更是炎热。

 

曾经,有家长带着孩子来训练馆,看到这样的训练环境,一直追问蒋益龙:“你们是官方的还是私立的?条件这么差?”蒋益龙也只能笑笑解释称:是官方的,条件也确实不好。

 

整个训练馆内颜色最鲜艳、最新的东西,是一条挂在墙上的横幅,上面写着:学习谌利军,破世界纪录,夺世界冠军。这是2015年谌利军获得世锦赛冠军后挂上去的。

 

在体校的那几年,谌利军是一个听话、认真的孩子:“有的小孩逃学、上网,有的装病、偷懒,他从来没有过。”“跳台阶”的时候,到了最后几步,有些偷懒的小孩就直接走上去了,但谌利军每次都会坚持跳完全程。

 

比起“跳台阶”,谌利军对体能训练的更多记忆和跑步相关。“我不是喜欢跑步,但我们那时候需要跑步来提高身体素质。”体校没有操场,他每天要从学校跑到200米外的马路上,再折返回来,不断重复。

 

训练的第二年,谌利军的父亲被诊断出了糖尿病和脑癌,只能在家休息。罗双新说,谌友珍的弟弟是残疾人,没有结婚,一直和大姐生活在一起。谌友珍的妈妈年纪大了,身体也不好。村里面虽然把谌奶奶纳入了低保,但依然杯水车薪,整个家庭的收入主要靠谌友珍在瓦厂上班。

 

那时候,谌友珍每做一片瓦,能挣3.5分钱。“(每天)做10个小时,我都还舍不得松手,因为我们的钱不够用。”瓦厂做工至少需要两个人搭伙干活儿,一个人把沙灰渣子磨碎,另一个人烧瓦。谌母工作“太拼命了”,很多男人都不愿意跟她一起做。

 

“我说你们可以慢慢做,不用那么辛苦,但我不行,没人帮我的忙。”儿子在体校训练,算上学费、生活费、路费和零花钱,一年需要大概七八千元。谌友珍想着,要不别让孩子练举重了吧?她把谌利军接回了老家。

 

但蒋益龙不愿意放弃,“从我的角度看,像这样的家庭,如果他读书或者做其他的事,还是会很艰苦的。”也是在那时,蒋益龙下定决心,一定要把谌利军培养出来。

 

他告诉谌友珍,钱的问题他来想办法,“只要你把小孩交给我。”

 

后来,每次交钱的时候,谌友珍都是有一点交一点,一次学费要分好几次才能缴清。实在没钱了,蒋益龙就把这笔钱出了。那几年,蒋益龙每个月的工资不到一千块,有时补贴完孩子们,他还要借钱才能过日子。

 

蒋益龙对谌利军的“偏爱”,和自己的经历相关:他也是举重运动员出身。1986年,21岁的蒋益龙在湖南省级运动会上取得了名次后,安化县体育局给他解决了县城户口并安排了工作,蒋益龙便从运动员转身成了教练。

 

对蒋益龙而言,举重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“专业上,本来还想(继续)走一走的。但解决了自己的‘铁饭碗’问题,就很知足了。”蒋益龙说,对那个年代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而言,这几乎是最好的选择。

 

他希望,通过举重改变命运的事情,也可以发生在谌利军身上。


谌利军和母亲的合照。受访者供图


举重的意义


很难说清楚,谌利军在哪一天真正明白了举重的意义。

   

在益阳少儿体校的那几年,谌利军觉得,自己坚持训练就是“想了解它”,想在训练中弄明白“举重到底是什么?”

 

比起“改变命运”,年幼的谌利军首先需要解决的,是经济问题。父亲患病后,他想在挣钱的同时兼顾举重,进入省队成了最好的选择。

 

在日常训练中,蒋益龙也总是用“进省队”来激励孩子们:蛙跳跳到多少下,你就可以进省队了;省队不光有工资,还有编制,以后都不用愁了。

 

2006年,13岁的谌利军参加了湖南省级的运动会,拿到名次的运动员就有机会进入省队。“那次他失败了,没有拿到名次。”

 

蒋益龙记得,谌利军的父母情绪都很低落,“比较失望”。蒋益龙只能赶到安化,跟他们做分析,“这次比赛没拿到成绩不要紧,反正我保证把你的小孩送到省队去。”

 

彼时,蒋益龙已经当了十多年举重教练,有天分又努力的,谌利军算是为数不多的一个。“我一直就这么觉得,他就是可以。”

 

2007年4月,谌利军又有了去省队参加考核的机会。临出发前,蒋益龙把谌利军的被子、行李都带上了,“当时还没确定要留下他,但我对他充满了信心”。蒋益龙说,当时谌利军重50公斤,高翻(举重的一个动作)的重量达到了110公斤,“那是非常少的”。

 

也正是凭借着高翻的重量,谌利军留在了长沙。在长沙训练了近两年后,他正式进入省队,每个月有一千多元的工资。每个月,除了负担自己的生活开销,谌利军还能给生病的父亲打200元的零花钱。村里没有银行,每个月谌父都要去县里面取钱,“他爸爸都好高兴的。”谌友珍说。

 

但直到谌利军进入省队,谌友珍都不确定送儿子去练举重到底对不对,“要练到什么程度?练到什么时候?我都没想过。”

 

谌友珍担心:“要是没练出成绩就退役了,怎么搞?他是能到社会上去做个什么生意?还是能到工地上去做事?”

 

谌友珍记得,有一年,谌利军从体校回家,和她一起到菜园里浇水。谌友珍在前面担着两桶粪水,谌利军在后面担两桶清水。结果谌利军一路都摇摇晃晃的,还没走到菜地,水就洒完了。“我说你怎么搞的,两个桶都不能担?他就说’妈妈我不能担,我给你提’。”谌友珍记得,谌利军一手拎着一个桶,就像功夫片里的武僧一样,稳稳地把水拎到了菜地。

 

“他的肩膀担不了东西”。谌友珍觉得,儿子即便将来去了工地也卖不了苦力。

 

但在谌利军眼里,进了省队后,眼前的路反而变得更清晰了:“你进省队想拿工资,拿了工资后想出成绩,出了成绩后想进国家队,肯定都有目标。”

 

2012年春夏相交之际,谌利军父亲和叔叔在100天内因病相继去世,家里只剩下谌利军和母亲、奶奶三人相依为命。

8月19日,益阳少儿体校是谌利军曾经训练的地方。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


冠军的出路


所有的困难,在2013年的秋天迎来了转机。那年9月的全运会上,谌利军获得男子举重项目62公斤级的冠军。这块奖牌于他而言,意味着在男子举重62公斤的级别“站住脚了”。

 

这也是他第一次觉得,原来举重真的能改变自己的命运:“全运会四年一届,本身是一个大赛。当你拿到(金牌)后,你也证明了自己,待遇可能就好一些了,也能看到自己的出路了。”

 

所谓“出路”,谌利军如此解释——“只要你到了一定水平,你就会想下一步怎么走。拿完世界冠军,就想拿奥运冠军;拿完奥运冠军,还想拿下一届(奥运冠军)。”

 

全运会夺冠一个月后,谌利军又成为世锦赛举重男子62公斤级冠军。谌友珍不担心了:“即便退役,教练的工作怎么也得给他安排一个吧?”

 

罗双新记得,夺冠后回家,他带着村里的腰鼓队、军鼓队,从县城一路敲敲打打地把谌利军接回了老家。县城和镇里的领导也来了,分别给了他5万元和2万元的奖金。

 

靠着儿子得到的奖金,谌友珍简单装修了一下家里的房子,石头地面变成了水泥地面,买了一台双开门的冰箱。她说,谌利军最喜欢吃老家的腊肉和豆角。腊肉放进冰箱,儿子随时回家就都有的吃了。

 

2014年,谌利军参加仁川亚运会,获得了举重男子62公斤级冠军。回国后,他给母亲带了个礼物——一块手表。谌友珍猜测,这块手表可能要一千多块钱,谌利军回了一句:“差不多”。

 

谌友珍不信,找了会上网的同事,一查才知道这是梅花表,“最少都要六七千块钱。”

 

还有一次,谌友珍问儿子,队里发了那么多鞋子,他又穿不完,能不能换一双码数小一点的,给自己穿。

 

“他说我给你买一双就是了。”谌利军给她买了一双“看起来质量好好”的鞋子。

 

谌友珍日常的鞋子都是三四十块钱,她猜,儿子买的鞋怎么也要一两百元吧?谌利军又说“差不多”。后来,她在路边看到儿子买鞋的品牌,进去问了问,才知道那双鞋要六百多块钱。“六百多块钱的鞋子买得我心痛。”

 

家里的经济条件切实好了起来。每当谌利军获得一次冠军,他都会给谌友珍打一笔钱。靠着儿子比赛的奖金,谌友珍还清了家里的欠债,又一次把家里的房子装修了一下:原本的水泥墙壁被刷上了石灰,裸露的窗框装上了玻璃,慢慢的,沙发、电视、空调也都有了。

 

买了新电视后,谌友珍喜欢上了举重比赛。“我们过去都不喜欢看的,就我儿子练举重后,不管是大级别、小级别,只要是举重,我们都喜欢看。”

 

举重18年,谌利军的“出路”终于明确清晰。

 

9月,是新一届全运会。8年前的那届全运会,是谌利军举重生涯最重要的比赛之一:因为这场比赛,他“出头”了;8年后的全运会,谌利军依然想赢,但他也明白:“谁都想拿冠军,但没有永远的胜者。”

 

至于压力,谌利军现在觉得,到了这个阶段,心态反而更重要,“放开比就行了”。

 

举重这件事要做到什么时候为止?年龄对运动员有着更特殊的意义。3年后的谌利军,31岁,站在教练口中“男子举重运动员的黄金年龄”的尾巴上。

 

31岁的谌利军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对手和挑战?他不知道,但他有了一个学习的对象:吕小军。今年夏天,37岁的举重运动员吕小军再次获得奥运金牌,成为奥运史上夺冠年龄最大的举重运动员。

 

谌利军和教练说过,如果有机会的话,自己“还想去巴黎拼一把”。他还想像吕小军一样,把举重这件事坚持得再久一点。


文 | 新京报记者 李桂 实习生 郭莉莉

编辑 | 陈晓舒  校对丨李立军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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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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